作家朱天心是五、六年級青春共同的記憶。
想像中的大作家應該要有一間大書房、一整面氣派的書牆，62歲的朱天心從年少至今執筆逾40年，卻連一張自己的書桌都沒有。
她住在父母留下的老宅、出門靠雙腳四處走，把節省下的開銷用來照顧流浪貓。朱天心自述，割捨和放下過多的物欲，換來的是更寬廣的選擇和自由，也更有空間隨自己的心意創作到人生最後一刻。
如果說一般人對老年的想像隱含茫然與不安，在朱天心身上，卻只看見「自在」二字，豁達來自已故的雙親，「我是很深入骨髓地被影響，」她說，「我覺得他們好像從來沒有憂慮過。」
朱天心背後是耀眼的「文學朱家」招牌，爸爸朱西甯是備受推崇的軍旅作家，母親劉慕沙是知名日本文學翻譯家，生下天文、天心、天衣三姊妹，各自在文壇恣意飛揚。流淌在朱家人血液裡的，卻不是地位頭銜，「可能別人都想著什麼年紀該有房子、有幾個孩子、要留幾棟房子給他們……你會按著社會暗示你的步調去做，但我覺得父母親好像從來不鳥這個，」她放聲笑。
沒有豐厚報酬的雙親，從不為衣食憂慮
朱天心說父母親都不算暢銷作家，但世俗的價值觀「不在他們腦子裡」。就在她現居的40年老屋裡，父母年輕時從不吝嗇以微薄薪水和稿費款待來蹭飯的學生、朋友，家中始終備有兩個15人份的大同電鍋，不讓人餓著，更不讓毛孩餓著。
朱西甯與劉慕沙一個愛貓、一個愛狗，他們收容浪貓浪犬，幾十年下來這棟老屋來來去去幾百隻貓狗，甚至朱西甯20多年前過世後留下的100萬，也全用於照顧流浪動物，在10年內用罄。
如今朱天心和姊姊朱天文都是領有台北市政府受訓證書的動保志工，生活中大把時間都奉獻給浪貓。我等凡人掛心的柴米油鹽，在朱家「家學」裡似乎沒有多大份量。
人生不用彼此羨慕，把物欲降低，才有自由
朱天心父母篤信基督教，相信神會看顧世人。她自己沒有信仰，對未來的無懼無畏除了承襲自雙親，一部分也是作家職業特性使然，「我沒有一天在辦公室朝九晚五過，所以已經非常習慣這種游牧生活吧，」她說。
她形容一般上班族是農耕生活，種什麼得什麼，作家有大把自由，但也有「三年、五年都寫不出來」的風險：「我常聽在上班的人跟我說，好羨慕你自由自在，我通常會說一句話，我也好羨慕你每個月有薪水可以領、有年終獎金可以拿啊。」
沒有固定薪水的朱天心，卻從來沒在等米下鍋的窘迫下寫作過，因為一家三口有志一同，把物欲降到極低：「我們把生活過得很學生式。」
「只有降低生活裡的物欲，你的自由才會出來，」她說。
朱天心和同是作家的老公唐諾高中就認識，大學也同系，她笑說兩人到現在都還像「老同學」，生活之簡樸一般人難以想像。唐諾至今不用手機，打死不上 Facebook，倆人不開車，出門全靠走路和大眾運輸，住的老屋不敢讓任何媒體拍攝，「因為真的很像以前學校附近的學生宿舍那樣簡單。」
朱天心34歲的兒子謝海盟（謝海盟在2年前接受變性手術，性別由女變男）仍穿著北一女時期的黑制服褲，一雙球鞋穿到破、破了修，修到不能再修才丟。
朱天心自己則「不照鏡、不梳妝」，碰到可以天天穿、天天洗、隔夜就乾的衣服就同款同色買上好幾件，完全無意追逐潮流。她在家沒有自己的書桌，每天和唐諾、謝海盟到咖啡館寫作，三個人各自埋頭動筆，互不打擾。
自由靠割捨、放棄換來，不願「像白鼠跑籠子」
朱天心坦承她的自由是靠割捨、放棄很多東西來換取，但甘之如飴，因為希望永遠能誠實面對自己：「我寫不出來、我在瓶頸，我就可以不寫。」
她看過很多同儕為了過著「什麼都要」的生活，得寫很多不想寫、言不由衷的內容，所以她格外警醒自己，「我很怕變成在一個生活的大輪子底下，像白鼠跑籠子，」她說。
難道從不曾羨慕別人的飛黃騰達？朱天心舉了這樣一個例子。一對媒體圈相當有名的夫婦和朱天心一家在30多歲時經常往來。當時這位友人剛離開前一份工作，有一小段暫時沒工作的空窗期。友人的太太憂心忡忡地告訴朱天心：「現在找工作真是沒這麼容易。」
朱天心很驚訝，因為她知道以友人的才華，想延攬的人並不少，應當不至於難找工作，沒想到他太太很坦白地說：「我家開門就要15、16萬。」
那已經是大約30年前的事。保險、房貸、車子、小孩學費等林林總總加起來，讓友人毫無選擇地只能努力找尋月入16萬以上的高薪工作，門檻自然高。
朱天心自述，她當時第一個感覺只有提醒自己，「天啊，我千萬不要有一天把自己過到選擇剩下這麼少。」
「我覺得那個路好窄好窄，我一點都不覺得那是一條光閃閃的金光大道。」
她慶幸家人價值觀一致，讓她至今仍隨時保有「不寫的自由」，而只要她想寫，這份工作可以做得長長久久，「除非生重病，人生倒數的半年、一年不能動筆，不然大可工作到最後一刻，」她說，這是專屬創作人的怡然自得。
朱天心新書：《那貓那人那城》已於2月上市，印刻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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