役男洪仲丘猝死事件，掀開了軍中濫權、不當管教、制度缺失、瀆職等議題；也讓小編忍不住聯想起，心理學中經典的「史丹佛監獄實驗」。巧的是，最新一期的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，也有一篇文章談到「去人性化」的議題，顯見在人類社會中，人與人之間不當的對待方式，正是心理學家近來關心的重要議題。
先來談談「史丹佛監獄實驗」吧！這是在1971年，由學者Philip Zimbardo主持的研究。他想要知道受到監禁的人們，內在與環境的心理動力運作；同時觀察｢情境與角色｣的力量，究竟能對人產生多大的影響？
1971年8月14日，早上9點55分，加州一如往常，是個天空蔚藍的好天氣。Zimbardo帶著真的警察、電視台記者，到幾間公寓「假逮捕」了一些年輕人。所有流程都盡量逼真，包括米蘭達宣言（你有權保持沈默……）、採集指紋、照相、蒙眼、送進監獄；進監獄以後也完成脫光衣服、搜身、去虱子、換囚服、拿號碼、剃光頭（用套絲襪代替）、上腳鍊等步驟。唯一的差別是，這個監獄其實位於史丹佛大學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，只是個模擬的｢假監獄｣。
這24個年輕男性大學生，是從北美地區各地「自願」前來參加這個實驗的；自願的動機來自每天15美金的酬勞（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250元台幣）。他們在確定參與實驗之前，經過了完整的心理評估，確保在每個性格特質向度上都在平均值左右。換句話說，這是一群正常、健康、情緒穩定、且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年輕人。
其中一半的人隨機分配到「獄卒」的角色，另一半則是上述的「囚犯」；在那之前，這兩群人在任何指標上（包括平均身高），都沒有任何顯著差別。如同囚犯們有些需要經歷與扮演的樣子，獄卒們也被要求穿著卡其服，戴著太陽眼鏡，手持警棍與警哨。規矩是：他們可以用「任何方法」維持監獄的秩序，但｢絕對不可以動手打人｣。
實驗第一天，大致上還算相安無事。但囚犯們第二天便發起了一場｢暴動｣：他們撕掉囚服上的編號、拒絕服從命令、取笑獄卒。Zimbardo站在｢系統管理者｣的角色，請獄卒們自行採取措施控制局面；而他們把囚犯全身扒光，搬走了囚犯的床，把反抗的頭目抓去關禁閉，並且開始騷擾囚犯。
隨著時間的演變，獄卒對待囚犯的限制與管束越來越花樣百出，態度也越來越殘忍；他們拿走囚犯的飯菜、枕頭、毯子和床，體罰（伏地挺身），禁止不聽話或態度不佳的囚犯刷牙、上廁所，用連坐法及群體壓力來管束特殊份子。獄卒們更不時設計發想新的招式來羞辱囚犯（空手清洗馬桶），剝奪囚犯的基本自由（關禁閉），也剝奪他們的自尊（脫光囚犯的衣服、要囚犯假裝性侵另一位囚犯）。
另一方面，囚犯們也忘了他們「只不過」在進行一項心理實驗，有些人開始出現激烈的情緒起伏，甚至崩潰（有兩人因為情感重創，提前退出實驗）。有些人開始積極配合獄卒的管理、有些人被動與獄卒對抗、有些人計畫逃獄，但包括實驗主持人、囚犯自己，以及組成所謂「假釋委員會」的心理學專家、研究生、秘書、心理系職員，在觀看這一切的過程中，幾乎沒有人想到要中止實驗。
這個實驗原本計畫進行兩週，情況卻在獄卒對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過度投入下，逐漸失控。Zimbardo在邀請同事Christina（當時他正在追求這位同事，後來兩人也成為夫妻）參觀後，被她質疑這個實驗有明顯的道德疑慮，終於促使實驗在第六天提前叫停。
這個實驗雖然不完整（時間不足、數量不夠），卻強而有力地揭示了：一個平凡、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輕人，在情境脈絡下，可能被「引誘」到什麼樣的極限程度。善惡之間的界線原本被認為牢不可破，但監獄實驗卻讓我們看見：善惡邊緣的界線其實相當脆弱。
Zimbardo在書中引用了許多角度，試著以情境與角色的力量解釋飛行事故、人在旁觀惡行時的無動於衷、護士遵從醫囑對病人的不當處置、以及自殺式襲擊者與恐怖分子的行為。他認為，社會角色的規範與束縛，決定了我們生活中大部份的態度及行為；「鎖住人類自由的，不是有形的高牆，而是人類對自身角色規範的認定帶來的心靈枷鎖。」
但別急著悲觀，Zimbardo也認為，除了隨時可能出現在我們之間，這種｢平庸的邪惡｣外，這世界也存在著許多｢平庸的英雄｣。他在書中整理了每個人可以執行的「抗拒有害影響十步驟」，包括：
1.「我犯錯了！」：當機立斷對自己與他人承認自己的錯誤。
2.「我會很警覺。」：保持用心、警覺及批判性思考。
3.「我會負責任。」：為自己的決定和行動負責，不盲目服從權威。
4.「我會堅持自己的獨特性。」：不要讓別人把你放到類別，例如種族、性別中，堅持自己的個體性。
5.「我會尊敬公正的權威人士，反抗不義者。」：分辨真正擁有專業、智慧並值得尊重的權威。
6.「我希望被群體接受，但也珍視我的獨立性。」：判斷什麼時候可以服從群體，什麼時候應該拒絕。
7.「我會對架構化資訊維持警覺心。」：架構化的訊息例如標語、口號傳遞著某種意識型態，使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受影響。
8.「我會平衡我的時間觀。」：當過去與未來結合，將能抑制現在的暴行，從而削弱情境的力量。
9.「我不會為了安全感的幻覺而犧牲個人或公民自由。」：拒絕當局的操弄，要我們交出部分自由以保證毫髮無傷。
10.「我會反對不公正的系統。」：與有相似想法的人合作，將個人的抵抗能力結合起來，就可能造成改變。
誠然，強烈的情境的力量經常會強力驅使人行動。當許多不同的情境力量結合起來，便會增加個人傷害他人或幫助他人的機會。就某個角度而言，邪惡的平庸性與英雄的平庸性其實非常類似；而我們總是習慣（或喜歡）去認為，是那個人的｢本質｣或｢個性｣，導致他做出今天的行為。
但｢路西法效應｣告訴我們，永遠不要忘記，每個｢一般人｣都很可能在某種特定條件狀況下，行善或行惡。
因此，面對不義，我們永遠不該成為沉默袖手旁觀的人。
因為，每個人都有機會，成為他人的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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